浙東匹夫 作品
第250章 不知先帝口諭能不能算遺詔？
一番簡單短暫的試探，“擁戴哪個藩王臨時監國”這個問題，就很快收斂到了只剩最後兩個選項，福王和潞王。
這也很正常，畢竟原本歷史上，主要也是這兩人競爭，最多再加上一塊史可法後期想尊重倫常綱紀而調用的遮羞布桂王——但如今這一世，因為朱樹人帶來的蝴蝶效應，桂王全家都在衡州之戰中因為亂指揮亂壓榨當地明軍，遭到反噬，被張獻忠殺光了。
而瑞王等選項，也跟原本歷史一樣死了。
所以，史可法連找遮羞布權衡一下的機會都沒有，只剩了福王和潞王，退路已經徹底堵死。
在座的袞袞諸公，雖說並不全都是東林一脈，但能在南京六部廝混，多多少少跟東林都有關係——事實上，到了崇禎末期，“東林”這個概念已經被極大地濫用擴大化了，正如當年的“閹黨”，也一度被擴大化濫用。
明末的黨爭，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，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，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，把另一派弄下去之後，什麼斬草除根的毒手都能下，
所以能在天啟朝當官的，幾乎都得披上閹黨的外衣，哪怕原本不是也是了。
而到了崇禎朝，隨著魏忠賢黨羽覆滅，剩下的人不是東林黨的也得裝作跟東林有點關係，最後就滿朝東林了，其實人還是那批人，無非換層皮假裝投靠了另一派系。
大家多少都有點東林的干係，自然要擔心福王為了當年他父親老福王跟光宗爭太子之位的恩怨，清算東林眾人當年力挺光宗的舊仇。
怕的並不只是清算真東林，而是怕有人藉著清算真東林的機會，搞隨心所欲的擴大化打擊。
哪怕福王跟崇禎的血緣關係確實比潞王更近一輩，東林文官也要想方設法枉顧這個事實，找點藉口出來。
史可法還算是比較有節操的，這些話他本人也說不出口。
高弘圖和徐石麒調任不久，不便出頭，而姜日廣作為禮部尚書，剛才起了高調子，也不好立刻說那些例外的話。沈廷揚倒是有點動機，但他文化水平太差，一圈看下來，也就只有吏部尚書王鐸唱白臉了。
王鐸一陣無語，只好當這個惡人，提出:
“值此國難之秋，非比太平歲月，監國之人必須有才幹，有聚攏人心之德望，方能度過時艱。福王雖倫常較近，但在藩時，忠孝賢名似乎……史閣部，還是要慎重吶。老夫執掌吏部，對藩務不是很瞭解，你們慎重便是。”
王鐸這番話，說得閃爍其詞，也是又想慫恿別人上，他又不想擔太多責任，話說一半，又說自己不是很瞭解情況，只是提醒一下，讓瞭解情況的人去具體討論。
史可法聽了後，倒是比較公允，他覺得所謂藩王是否忠孝賢明貪淫，平時也不太看得出來，拿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攻擊福王，還是有點不厚道。
雖然歷史上，史可法最終跟馬士英說過“福王七不可立”，但說良心話，大部分是別人攢局湊數的。史可法本人想到的核心理由，其實就一條，那就是指責福王還是藩王時，便“干預有司”。
雖然《明史》沒記載福王具體怎麼幹預有司了，但考慮到史可法的人品，後代研究者倒也覺得，福王在崇禎死前那段時間，多半是真的干預有司了，
畢竟從後來的結果來看，福王確實是有野心的，二來他在崇禎剛死時，就結交到了一些地方藩鎮武將的支持，如果完全不跟官場、武將結交，他怎麼可能這麼快獲得支持？
而且史上攻擊福王的那七點，唯有這一點是史可法親口親筆指出的，要是沒有點根據，史可法犯不著這樣糟蹋自己名聲，要是肯糟蹋，早就連另外六點一起糟蹋了。
當然，不管歷史上的福王，在崇禎死前，干預有司的具體情狀如何，這一世，因為朱樹人的蝴蝶效應，他確確實實落下了一個實打實的干預有司——
就在崇禎死前最後一兩個月，朱樹人的部隊北上救駕前夕，闖軍南路軍的劉芳亮部隊，從河南攻打山東、河北，當時又攻破了歸德府，知府、同知梁以樟、顏則孔棄城，率軍突圍逃跑，
亳州守將以及奉命救援歸、亳的淮北藩鎮劉良佐，也都有棄地和避戰不救的罪過。崇禎當時還下令要追責這些人。
（注:不清楚的，跳看的，可以回去232章考古）
當時，福王朱由崧就看在梁以樟等人，在前一年他和潞王叔逃到商丘避難時，曾經庇護過他們，有點恩情，於是大包大攬從合肥去鳳陽，找到鳳陽總督馬士英，託人情庇護梁以樟、顏則孔和劉良佐。馬士英也賣了他這個面子。
朱由崧敢這麼幹，估計也是當時已經看明白了，崇禎很有可能要完蛋了。事實上他這麼幹之後，崇禎也確實沒活滿兩個月，
朱由崧這番請託人情，也讓鳳陽周邊幾個府的地方官和武將，對他感恩戴德，覺得是福王殿下明察秋毫，截胡了陛下濫追責問罪的亂命，保住了幾個失地敗軍之將。
經過這事兒，朱由崧人心倒是收買到了，但他顯然也落下了一個比原本歷史同期，更加確鑿無疑的罪證:他實打實地“干預有司”了！
這也很正常，畢竟原本歷史上，主要也是這兩人競爭，最多再加上一塊史可法後期想尊重倫常綱紀而調用的遮羞布桂王——但如今這一世，因為朱樹人帶來的蝴蝶效應，桂王全家都在衡州之戰中因為亂指揮亂壓榨當地明軍，遭到反噬，被張獻忠殺光了。
而瑞王等選項，也跟原本歷史一樣死了。
所以，史可法連找遮羞布權衡一下的機會都沒有，只剩了福王和潞王，退路已經徹底堵死。
在座的袞袞諸公，雖說並不全都是東林一脈，但能在南京六部廝混，多多少少跟東林都有關係——事實上，到了崇禎末期，“東林”這個概念已經被極大地濫用擴大化了，正如當年的“閹黨”，也一度被擴大化濫用。
明末的黨爭，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，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，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，把另一派弄下去之後，什麼斬草除根的毒手都能下，
所以能在天啟朝當官的，幾乎都得披上閹黨的外衣，哪怕原本不是也是了。
而到了崇禎朝，隨著魏忠賢黨羽覆滅，剩下的人不是東林黨的也得裝作跟東林有點關係，最後就滿朝東林了，其實人還是那批人，無非換層皮假裝投靠了另一派系。
大家多少都有點東林的干係，自然要擔心福王為了當年他父親老福王跟光宗爭太子之位的恩怨，清算東林眾人當年力挺光宗的舊仇。
怕的並不只是清算真東林，而是怕有人藉著清算真東林的機會，搞隨心所欲的擴大化打擊。
哪怕福王跟崇禎的血緣關係確實比潞王更近一輩，東林文官也要想方設法枉顧這個事實，找點藉口出來。
史可法還算是比較有節操的，這些話他本人也說不出口。
高弘圖和徐石麒調任不久，不便出頭，而姜日廣作為禮部尚書，剛才起了高調子，也不好立刻說那些例外的話。沈廷揚倒是有點動機，但他文化水平太差，一圈看下來，也就只有吏部尚書王鐸唱白臉了。
王鐸一陣無語，只好當這個惡人，提出:
“值此國難之秋，非比太平歲月，監國之人必須有才幹，有聚攏人心之德望，方能度過時艱。福王雖倫常較近，但在藩時，忠孝賢名似乎……史閣部，還是要慎重吶。老夫執掌吏部，對藩務不是很瞭解，你們慎重便是。”
王鐸這番話，說得閃爍其詞，也是又想慫恿別人上，他又不想擔太多責任，話說一半，又說自己不是很瞭解情況，只是提醒一下，讓瞭解情況的人去具體討論。
史可法聽了後，倒是比較公允，他覺得所謂藩王是否忠孝賢明貪淫，平時也不太看得出來，拿這些虛無縹緲的東西攻擊福王，還是有點不厚道。
雖然歷史上，史可法最終跟馬士英說過“福王七不可立”，但說良心話，大部分是別人攢局湊數的。史可法本人想到的核心理由，其實就一條，那就是指責福王還是藩王時，便“干預有司”。
雖然《明史》沒記載福王具體怎麼幹預有司了，但考慮到史可法的人品，後代研究者倒也覺得，福王在崇禎死前那段時間，多半是真的干預有司了，
畢竟從後來的結果來看，福王確實是有野心的，二來他在崇禎剛死時，就結交到了一些地方藩鎮武將的支持，如果完全不跟官場、武將結交，他怎麼可能這麼快獲得支持？
而且史上攻擊福王的那七點，唯有這一點是史可法親口親筆指出的，要是沒有點根據，史可法犯不著這樣糟蹋自己名聲，要是肯糟蹋，早就連另外六點一起糟蹋了。
當然，不管歷史上的福王，在崇禎死前，干預有司的具體情狀如何，這一世，因為朱樹人的蝴蝶效應，他確確實實落下了一個實打實的干預有司——
就在崇禎死前最後一兩個月，朱樹人的部隊北上救駕前夕，闖軍南路軍的劉芳亮部隊，從河南攻打山東、河北，當時又攻破了歸德府，知府、同知梁以樟、顏則孔棄城，率軍突圍逃跑，
亳州守將以及奉命救援歸、亳的淮北藩鎮劉良佐，也都有棄地和避戰不救的罪過。崇禎當時還下令要追責這些人。
（注:不清楚的，跳看的，可以回去232章考古）
當時，福王朱由崧就看在梁以樟等人，在前一年他和潞王叔逃到商丘避難時，曾經庇護過他們，有點恩情，於是大包大攬從合肥去鳳陽，找到鳳陽總督馬士英，託人情庇護梁以樟、顏則孔和劉良佐。馬士英也賣了他這個面子。
朱由崧敢這麼幹，估計也是當時已經看明白了，崇禎很有可能要完蛋了。事實上他這麼幹之後，崇禎也確實沒活滿兩個月，
朱由崧這番請託人情，也讓鳳陽周邊幾個府的地方官和武將，對他感恩戴德，覺得是福王殿下明察秋毫，截胡了陛下濫追責問罪的亂命，保住了幾個失地敗軍之將。
經過這事兒，朱由崧人心倒是收買到了，但他顯然也落下了一個比原本歷史同期，更加確鑿無疑的罪證:他實打實地“干預有司”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