隱宗宗主 作品
第110章 生計與死意
在經歷過一些事情後，人都是會成長的，黎漢明如此，嘉慶亦是如此。
經由上次朱珪的事件後，嘉慶雖然更加憎恨和珅了，但是他也通過那件事知道了當前自己的斤兩。
在還沒真正親政時，有些事情就不能浮於表面，只能在暗中處理。
對付和珅之事，嘉慶點到即止，隨後便轉移話題問道:“廣興，八旗之事調查的如何？”
“回皇上，據奴才調查得知，旗人酗酒、唱戲、賭博、鬥雞、鬥鶉、鬥蟋蟀、泡茶館等等惡習，已是愈積愈深，他們終日沉湎梨園、遨遊博肆，迷而不返，其中又以賭博為害最烈，往往因賭而負債累累、衣食無著，甚至是傾家蕩產，更有傳言，此次旗人將領請纓平亂，大多都是為了發財而去。”廣興聞言立馬回道。
八旗生計問題一直都是滿清歷代皇帝所關心的頭等大事，嘉慶也一樣。
此番西南生亂，大量旗人將領紛紛請兵出戰，其在京諳達、侍衛、章京無不營求赴軍，按說應是好事，但是旗人的德性嘉慶又不是不知道。
所謂事情反常必有妖，為了瞭解其中由請，嘉慶故而派了廣興暗中調查此事。
努爾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，是一種寓兵於民、亦兵亦民的組織。
旗人不僅要行軍打仗，而且還要承擔賦稅徭役，負擔之重，生活之艱難是可想而知的。
實際上，八旗生計問題在入關前就已經存在了。八旗兵丁為滿洲統治者打天下，立下了汗馬功勞。
清入關後，對旗人實行“恩養”政策，給予八旗人種種特權，讓他們無衣食之憂、冷暖之虞。旗人生下來就由國家發給錢糧。但是，滿族興起之前，是處在奴隸社會狀態，以漁獵為生，生產力極其低下。
從公元1616年後金的建立，到公元1644年八旗勁旅進入北京，建立大清國，前後不到三十年的時間。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發生了急劇的改變，旗人從奴隸社會的漁獵經濟一下子轉變到封建社會的農耕經濟，很難適應這種變化。
再加上請政府把八旗兵視為“國之根本”，只准他們以“騎射為業”不準從事其他任何行業的生產勞作。當國家財力允許時，“恩養”這些旗人還算可以。
而當國家財力有限、旗人人口不斷增加、旗地變賣租賃嚴重、八旗官兵腐敗日甚的情況下，八旗生計問題就越來越成為清朝統治者一個最為棘手的重要問題。
這個問題清代歷朝皇帝雖然都煞費苦心，千方百計地去找出路，卻絲毫不見起色。
為了解決這一問題，在八旗官員任職方面，劃定固定的滿缺，為旗人入仕任職造更多的條件；在俸餉方面，八旗官員按九品文官級別領取官俸銀糧，八旗兵丁按五等級分別領取糧餉，無論官俸，還是糧餉，滿族八旗都遠遠超過蒙古、漢軍八旗。
此外，清廷還在北京周圍五百里之內強行圈佔民地，在八旗內部按等級分配，在京畿地區建立數量眾多的旗人田莊，以其收穫養活旗人。清廷本以為上述做法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旗人生計問題。然而，歷史的發展是不以清朝統治者的意願為轉移的。
康熙中葉後，旗人內部開始分化，少數旗人仕途發達，憑藉高官權勢積累大量財富；而多數旗人喪失或部分喪失原有的經濟基礎，以至負債累累。
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，康熙皇帝曾從國庫拿出銀兩，平均旗人每戶獲賞銀數百兩，但仍無濟於事，很快旗人又將其揮霍的蕩然無存。
雍正即位後，也曾賞給八旗兵丁錢糧數次。每次約三十五六萬兩。可是，“不及十日，化為烏有”。
雍正為此進行了全面的改革，提出了嚴厲的整飭旗務的措施。
從清理拖欠錢糧，安置貧窮的八旗兵丁；到清理調整土地，使旗地歸旗民所有；從移民邊墾，設教養兵，到設立八旗米局，滋生利息，增設養廉銀，補貼八旗；從想方設法節省開支。到嚴格規定服制，打破舊俗，減輕旗人負擔。
雖然如此苦心經營，但效果始終不大。相反，這些措施儘管保護了八旗官兵的利益，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八旗生計的尖銳矛盾，但客觀上也保護了八旗官兵的惰性，產生八旗生計問題的根源還是未能徹底解決。
至乾隆朝，八旗生計問題以相當嚴重，甚至出現了旗人無法生活下去，隱瞞身份冒充民人賣身為奴的事件。這種情況表明，旗人生計問題已經惡化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。
乾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，在即位初期便以整頓旗務為名，發佈了令漢軍旗人出旗自行謀生的諭旨。
但是不管是康熙時採用賞賜銀兩，雍正時創設養育兵等制，乾隆時以漢軍出旗之缺增補滿蒙兵員等手段，因八旗人丁固執成法，脫離生產勞動，缺乏謀生之術而成為遊手好閒的人，朝廷代籌生計，不使自為謀生，終無良策偉略。
嘉慶即位後，八旗狀況更為嚴峻。其一是組織渙散，戰鬥力喪失。高級將領養尊處優，翫忽職守，把勤習騎射訓練武藝，處理公務，整頓營伍全行不顧，而一般士兵則在京城及各駐防地過著遊手好閒的生活。
其二是風氣墮落，生計艱難，違法亂紀案件層出不窮。由於長期享受養尊處優的生活，旗人好逸惡勞的惡習根深蒂固，他們日就華靡毫無節制，甚至終日居家飲酒唱戲，遊蕩賭博，每月餉銀到手後首先沽買酒肉以供醉飽，不旋踵而資用告匱，只好靠預借餉銀、典賣旗地直至靠借貸度日，因而生計異常艱難。
經由上次朱珪的事件後，嘉慶雖然更加憎恨和珅了，但是他也通過那件事知道了當前自己的斤兩。
在還沒真正親政時，有些事情就不能浮於表面，只能在暗中處理。
對付和珅之事，嘉慶點到即止，隨後便轉移話題問道:“廣興，八旗之事調查的如何？”
“回皇上，據奴才調查得知，旗人酗酒、唱戲、賭博、鬥雞、鬥鶉、鬥蟋蟀、泡茶館等等惡習，已是愈積愈深，他們終日沉湎梨園、遨遊博肆，迷而不返，其中又以賭博為害最烈，往往因賭而負債累累、衣食無著，甚至是傾家蕩產，更有傳言，此次旗人將領請纓平亂，大多都是為了發財而去。”廣興聞言立馬回道。
八旗生計問題一直都是滿清歷代皇帝所關心的頭等大事，嘉慶也一樣。
此番西南生亂，大量旗人將領紛紛請兵出戰，其在京諳達、侍衛、章京無不營求赴軍，按說應是好事，但是旗人的德性嘉慶又不是不知道。
所謂事情反常必有妖，為了瞭解其中由請，嘉慶故而派了廣興暗中調查此事。
努爾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，是一種寓兵於民、亦兵亦民的組織。
旗人不僅要行軍打仗，而且還要承擔賦稅徭役，負擔之重，生活之艱難是可想而知的。
實際上，八旗生計問題在入關前就已經存在了。八旗兵丁為滿洲統治者打天下，立下了汗馬功勞。
清入關後，對旗人實行“恩養”政策，給予八旗人種種特權，讓他們無衣食之憂、冷暖之虞。旗人生下來就由國家發給錢糧。但是，滿族興起之前，是處在奴隸社會狀態，以漁獵為生，生產力極其低下。
從公元1616年後金的建立，到公元1644年八旗勁旅進入北京，建立大清國，前後不到三十年的時間。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發生了急劇的改變，旗人從奴隸社會的漁獵經濟一下子轉變到封建社會的農耕經濟，很難適應這種變化。
再加上請政府把八旗兵視為“國之根本”，只准他們以“騎射為業”不準從事其他任何行業的生產勞作。當國家財力允許時，“恩養”這些旗人還算可以。
而當國家財力有限、旗人人口不斷增加、旗地變賣租賃嚴重、八旗官兵腐敗日甚的情況下，八旗生計問題就越來越成為清朝統治者一個最為棘手的重要問題。
這個問題清代歷朝皇帝雖然都煞費苦心，千方百計地去找出路，卻絲毫不見起色。
為了解決這一問題，在八旗官員任職方面，劃定固定的滿缺，為旗人入仕任職造更多的條件；在俸餉方面，八旗官員按九品文官級別領取官俸銀糧，八旗兵丁按五等級分別領取糧餉，無論官俸，還是糧餉，滿族八旗都遠遠超過蒙古、漢軍八旗。
此外，清廷還在北京周圍五百里之內強行圈佔民地，在八旗內部按等級分配，在京畿地區建立數量眾多的旗人田莊，以其收穫養活旗人。清廷本以為上述做法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旗人生計問題。然而，歷史的發展是不以清朝統治者的意願為轉移的。
康熙中葉後，旗人內部開始分化，少數旗人仕途發達，憑藉高官權勢積累大量財富；而多數旗人喪失或部分喪失原有的經濟基礎，以至負債累累。
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，康熙皇帝曾從國庫拿出銀兩，平均旗人每戶獲賞銀數百兩，但仍無濟於事，很快旗人又將其揮霍的蕩然無存。
雍正即位後，也曾賞給八旗兵丁錢糧數次。每次約三十五六萬兩。可是，“不及十日，化為烏有”。
雍正為此進行了全面的改革，提出了嚴厲的整飭旗務的措施。
從清理拖欠錢糧，安置貧窮的八旗兵丁；到清理調整土地，使旗地歸旗民所有；從移民邊墾，設教養兵，到設立八旗米局，滋生利息，增設養廉銀，補貼八旗；從想方設法節省開支。到嚴格規定服制，打破舊俗，減輕旗人負擔。
雖然如此苦心經營，但效果始終不大。相反，這些措施儘管保護了八旗官兵的利益，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八旗生計的尖銳矛盾，但客觀上也保護了八旗官兵的惰性，產生八旗生計問題的根源還是未能徹底解決。
至乾隆朝，八旗生計問題以相當嚴重，甚至出現了旗人無法生活下去，隱瞞身份冒充民人賣身為奴的事件。這種情況表明，旗人生計問題已經惡化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。
乾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，在即位初期便以整頓旗務為名，發佈了令漢軍旗人出旗自行謀生的諭旨。
但是不管是康熙時採用賞賜銀兩，雍正時創設養育兵等制，乾隆時以漢軍出旗之缺增補滿蒙兵員等手段，因八旗人丁固執成法，脫離生產勞動，缺乏謀生之術而成為遊手好閒的人，朝廷代籌生計，不使自為謀生，終無良策偉略。
嘉慶即位後，八旗狀況更為嚴峻。其一是組織渙散，戰鬥力喪失。高級將領養尊處優，翫忽職守，把勤習騎射訓練武藝，處理公務，整頓營伍全行不顧，而一般士兵則在京城及各駐防地過著遊手好閒的生活。
其二是風氣墮落，生計艱難，違法亂紀案件層出不窮。由於長期享受養尊處優的生活，旗人好逸惡勞的惡習根深蒂固，他們日就華靡毫無節制，甚至終日居家飲酒唱戲，遊蕩賭博，每月餉銀到手後首先沽買酒肉以供醉飽，不旋踵而資用告匱，只好靠預借餉銀、典賣旗地直至靠借貸度日，因而生計異常艱難。